谣言、理性与智者

“谣言”，在互联网时代，几乎是与“**（**）”同等令人头疼的事儿。在中国大陆，它似乎更甚。举凡正义之师对网络进行道德**、管制力量祭出打击的利器，仔细分辨的话，出师的旗子上都写着“谣言误国、**害人”八个大字。

历史地看，*着名的“谣言”大概要算是周幽王的烽*戏诸侯了，落得个误国误身误爱妾，也属活该。不过，能够造成如此有气势、大场面大格局的谣言，在那个时代似非国君无以为之。但今天，一个小小的平头百姓也拥有了这般能量。与之*像的，莫过于我们都已经见识过的，有人挟一己之私谎称飞机上有炸弹，造成的恐慌绝不仅限于乘坐飞机者。

在一个交往如此密集又如此脆弱的时代，信息所引发的惶恐，是一个跨越国界的普遍难题。早在一**前，美国人刚刚具有了紧密的全国交往的时候，美国联邦**官霍尔姆斯（Oliver Holmes）就在1919年的一份判决书中写道，“如果某人在剧场中诈称发生*灾造成*大混乱，这种言论就不应**。”为此他提出了一个“明显而即刻的危险”管制原则，即是说，某个言论（包括谣言）只有在引发了当下的、清晰的、“一触即发”的非法行动之际，才应当受到管制。

暂且不说这一原则所引发的*大争论，其背后的理念就值得我们细细思量。它说的是人的理性在某些特定情境下是有限的、脆弱的。比如黑暗的剧场中听到失*的唿喊、飞行在万米高空听到有炸弹的恐吓，再比如埃博拉病毒泛滥时听到非洲来客发烧，即使在聪慧的智者面前，谣言也很容易钻破理性的堤防，因为急促之下人们没有运用理性细加审辨的时间和可能，“宁可信其有”就成为保护自己的本能反应。